我看，這種過于激進、否定一切談判可能性的思想，才是真正的‘驕兵’，驕于我們暫時的陣地防御成果，而輕視了政治斗爭和外交斗爭的復雜性。”
他的話音剛落，便有不少人面露憂色。這番批判，確實觸及了更深層次的戰(zhàn)略路線問題。
而對面一位氣質更顯沉穩(wěn)的中年人，總參二部政委趙剛則開口反駁。
他的聲音平和穩(wěn)重，清晰地傳入每個人耳中：
“我理解渴望和平的心情，我們都希望戰(zhàn)士們早日歸來。
但將保持高度警惕、準備敵人撕毀協議的行為，指斥為‘左’傾冒險，我認為，這才是真正的危險。”
他看向那位負責同志：“您提到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，提到利用矛盾。
請問，如果我們因為害怕被污蔑為‘好戰(zhàn)’而放松警惕，導致前線將士在敵人的突然襲擊下血流成河，我們還能團結誰？
我們還配談什么戰(zhàn)略主動？
那時，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陣地，更是人心和國際信譽。”
“回顧一下抗戰(zhàn)后期，日本帝國主義在窮途末路時，也曾玩弄過‘和談’陰謀，企圖瓦解我們的斗志，為他們調動兵力爭取時間。”
他拿起報告，翻到相關章節(jié)：“美帝國主義者，比起當年的日本，其戰(zhàn)略欺騙性更強，手段也更加狡猾。
他們此刻提出和談，恰恰可能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規(guī)模更大的進攻，或者是在全球戰(zhàn)略上遇到了其他麻煩，需要在這里暫時穩(wěn)住局面。
這就是一種戰(zhàn)略欺騙和戰(zhàn)術調整。
如果我們因為和談而松懈了備戰(zhàn)，一旦敵人準備好了，重新發(fā)起猛攻，我們前線的將士將會付出何等慘重的代價？這個責任，誰來負？”
這難道就是我們所要‘利用’的矛盾，所要‘爭取’的和平誠意嗎？
陳朝陽同志的判斷，或許用語尖銳，但他指出的方向，是基于冷酷的現實和對敵人本質的深刻洞察。
在敵我生死較量中，寧可估計得嚴重一些，也絕不能有絲毫僥幸心理。”
他最后沉聲道：“政治斗爭固然重要，但絕不能以犧牲軍事安全為代價。
我們不能用我們的善良，去揣度帝國主義者的本性。
否則，那就如朝陽同志所言，是宋襄公之仁，是拿國家和戰(zhàn)士的命運去賭博！”
趙剛的話，條分縷析。
這時，另一位負責情報分析的同志補充道：“趙剛同志的分析是有依據的。
我們截獲和破譯的敵方電文以及空中偵察顯示，在我方公布同意談判意愿后，
敵軍在前線的偵察活動、小規(guī)模試探性進攻以及后勤物資的囤積速度，并沒有明顯減弱，
甚至在部分區(qū)域還有所加強。
這難道是一個真心實意想要停戰(zhàn)的對手，應該有的行為嗎？”
先前那位持樂觀態(tài)度的將領眉頭緊鎖，反駁道：“這也許是他們?yōu)榱嗽谡勁凶郎显黾踊I碼而進行的武力恫嚇。
是正常的施壓行為嘛，我們不能因為敵人調動兵力，就斷定他們毫無誠意。
這會不會導致我們錯過真正的和平機會，讓戰(zhàn)士們白白流血？”
“恰恰相反，” 一位一直沉默，來自一線的首長猛地一拍桌子，
“正因為不能讓戰(zhàn)士們白白流血，我們才更不能相信美國鬼子的鬼話。
我在前線看得清楚，他們的飛機照樣轟炸我們的運輸線，他們的炮兵照樣轟擊我們的陣地。
談判？談判桌下的子彈可是能打死人的。
朝陽的判斷沒錯，這就是煙霧彈，是緩兵之計。
我們必須讓部隊時刻保持最高警惕，準備打仗，只有我們打得越狠，準備得越充分，談判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對我們有利的結果。”
會議室內，兩種觀點激烈交鋒，一方基于對和平的渴望與對戰(zhàn)場壓力的信任，另一方則基于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洞察與冷酷的現實情報。
氣氛一度有些凝滯。
所有人的目光，最終都投向了始終沉默傾聽的羅重文。
羅重文抬起眼，他的目光依舊沉穩(wěn)如磐石，掃過在場每一位同志，最后停留在那位批判陳朝陽的負責同志身上，眼神陡然變得銳利。
“剛才有同志，給陳朝陽同志的報告，扣上了一頂不小的帽子啊，‘左’傾關門主義。”
他刻意停頓了一下，讓“帽子”這兩個字在寂靜的空氣中回蕩，那位被盯著的負責同志臉頰肌肉不易察覺地抽動了一下，端起的茶杯終于還是放回了原位。
“這個定性，是錯誤的！是武斷的！”
他一句話便否定了這頂危險的“帽子”，幾位原本傾向于和談樂觀論的同志，則下意識地挺直了背脊，神色變得凝重。
“什么是‘左’傾？” 羅重文環(huán)視全場，自問自答，“是不顧客觀條件，盲目冒進，是超越階段的空想和蠻干。
而朝陽同志的報告，通篇立足于敵我力量對比的客觀分析，
立足于第五次戰(zhàn)役的血的教訓，立足于當前戰(zhàn)場敵人增兵囤糧、攻勢不減的鐵的事實。”
他拿起報告，語氣斬釘截鐵：“他得出的結論，是要求我們保持高度警惕，加強戰(zhàn)備，這恰恰是實事求是，
是對前線官兵生命負責，對戰(zhàn)爭勝利負責。
這跟‘左’傾冒險主義有半點關系嗎？沒有！”
他目光灼灼地盯住那位提出批評的同志，語氣中帶著警示：“我們不能因為報告的語言尖銳，揭露本質深刻，就把它當成‘異端’，更不能因為自已內心渴望和平，就把它視為‘雜音’！
在座的不少同志都經歷過和蔣偽談判，那個時候，我們何曾因為談判桌上握手，就放松過一絲一毫的警惕？
皖南事變的血，難道就白流了嗎？”
他提及這個慘痛的教訓，讓在場所有經歷過那個時期的老同志心頭都是一震。
“怎么到了更強大、更狡猾的美帝國主義這里，反而要自縛手腳，害怕別人說我們‘好戰(zhàn)’了？”
他稍微放緩了語速，但分量更重：“把基于事實的冷靜判斷污名化為‘極左’，這不是一種認真的討論態(tài)度，這本身就是一種思想上的惰性和政治上的危險。”